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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法拉奇:四分之三的现存政权都是政变的产物

时间: 2019-01-14 05:40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

  ]《风云人物采访记Ⅱ》是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采访录,采访对象均为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世界政坛风云人物:有、霍梅尼、卡扎菲、肯尼迪等。

  《风云人物采访记Ⅱ》,【意大利】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杨顺祥 乐华 嵇书佩 译,译林出版社

  本文摘自《风云人物采访记Ⅱ》,【意大利】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杨顺祥 乐华 嵇书佩 译,译林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1月。

  倘若非理性、暴力和欺骗没有构成被称为历史的大杂烩中的主要调料,倘若我们不知道疯子、无赖和流氓几乎永远是我们命运的主宰,那么一旦揭示出“革命”一词是又一个谎言时,人们一定会愤愤不平。实际上,作为革命来进行走私的绝大部分谎言就是最平常不过的政变,也就是一小撮身穿军装的鸡鸣狗盗之辈窃取政权。他们是趁着黑夜,偷偷摸摸打家劫舍的强盗。更糟糕的是,倘若智慧、文化和才华与行使取得的权力,或者说行使窃取的权力几乎永远无关的话,倘若我们不知道作出决定、发号施令的人几乎永远是那些迟钝、无知和愚蠢的家伙,那么一旦发现那些穿着军装的盗贼恰好是那些没有任何智慧,或者没有任何道德的冒险家时,人们一定会怒火中烧。与通过政变来窃取政权相比,抢劫银行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或者说更多预想不到的问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抢劫银行之事少,而发动政变之事多。在这个星球上,四分之三的现存政权都是政变的产物。这就是在我前去采访那个傲慢的骗子时,必须牢记在头脑中的头等要事。在讨伐西方的远征中,他可以同霍梅尼媲美。

  发动政变所需要的才能是微不足道的,全部都是最低级的。只要是个军衔高于军士以上的军人,能够利用别人的弱点或者幼稚,能够背叛别人的信任或者器重,最后能够在睡梦中杀死对手就足够了。其他的能耐都是多余的,例如,一位首领在真正的革命中所需的魅力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政变者是在没有人民支持的情况下举事的,人民对此不但一无所知,而且理应一无所知。在普通的偷盗活动中所需的辛劳和胆量也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政变者使用的工具是现存的,是一辆加满了油的汽车,那就是军队。一旦启动,它便能突然加速前进。在普通犯罪中所需的想象能力和组织能力也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政变的绝技是永远不变的。它在于将野心勃勃的一伙军官纠集在一起,在于对他们拥有的部队进行心理培训,在于保守秘密,在于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或者凌晨,实施出其不意的行动。至于真正的行动,采用的模式是相当单调的,甚至能在传授如何实施政变的小册子中找到,可以像教人驾驶汽车或者教人使用电子计算机那样从容不迫。到了约定的某一时间,从事先选择好的那些兵营出来,同时发起攻击,占领政权机构的关键场所:政府大厦、警察总局、邮局、电台、电视台和报社。然后逮捕和杀害所有可能反对他们的人,为了不让任何人逃跑和请求增援,他们关闭边界,宣布宵禁。

  政变的卑劣和谎言就在于此。而政变却被称为革命。我的意思是说:真正的革命是一场至少有一部分民众参加的动乱。不仅如此,而且在真正的革命中存在着某种战争的公平竞赛。我杀你,你杀我。而在被称为革命的政变中,就像在任何其他的政变中一样,则仅仅是单独一方进行屠杀而已,也就是夜间的强盗、穿着军装的盗贼一方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进行杀戮。实际上,可能有人会问,那些接受过作战训练、向开枪者开枪的军人为什么从来就不会拒绝执行一小撮政变决策者的命令。难道他们没有发现自己是在枪杀那些手无寸铁的人,是在枪杀那些本应一起抵御外敌的骨肉同胞吗?难道他们不为自己这种胆怯的行径和不冒任何风险便能一举取胜而感到羞愧吗?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在一开始时对正在发生的事并不知情,因为没有人向他们作解释,或者说因为通过心理清洗他们受到了欺骗,但在他们攻打政权的关键场所,在开枪和逮捕自己的骨肉同胞,甚至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时,他们总该知道自己不是在抗击侵略者吧。当然,他们是知道的。但对他们来说,这无关紧要,或者说即便与他们有关,他们也不敢想到拒绝或者哗变。他们只是执行命令而已。盲目而绝对地服从上级是占据他们头脑的唯一想法。这是通过数月、数年,甚至数世纪提炼出来的,直至失去了自身固有的任何主动性,或者批评、或者异议的冲动。是,先生,是,指挥官先生。我马上就办,指挥官先生。在不照此办理的情况下,会受到惩罚,甚至会被行刑队拉出去就地正法,而行刑队又是由如此听话、如此遵守纪律的士兵组成,以至会对着自己的同伴开枪,而不是对着敌人开枪。他们瞄准好目标,找到心脏和大脑的部位。当有人命令他们开枪时,他们就开枪。他们朝着心脏和大脑的部位开枪,将他们的同伴处决。据我所知,某个士兵拒绝进入行刑队、拒绝枪决同伴这样的事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政变中的情况也是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发动政变的士兵是为盗贼服务的盗贼,为背叛者服务的背叛者,为胆小鬼服务的胆小鬼。这与革命的事业风马牛不相及。

  当政变得逞之后,人们就宣读一份公告,但是公告从来也不会撇开“革命”两字。沿袭千篇一律的那种模式,政变者前往电台,以人民的名义,以祖国的名义,以上帝的名义,甚至以全部三者的名义告知天下,罪恶的政权已经被打倒,善良的人们掌握了政权,革命将带来秩序和法律、公正和自由、平等和进步以及其他种种美好的东西。重要的是不提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场革命,和无视“革命”一词的含义。在“革命”一词上,谁也没有一致的意见,人们随意使用它,就像使用“爱”这个词一样:我爱我的妈妈,我爱冰淇淋,我爱和平,我爱风衣。在公告中,革命被理解成为那些大多数人通过“爱”这个词来理解的东西,也就是一项高尚而神圣的事业,一种善良的象征,一个幸福的保证。在已经开创的辉煌未来中,它们将惠及所有的人。实际上,出于同样的原因,公告也不拒绝使用“反革命”和“反革命分子”之类的名词。通过这些词语来指那些受害者,那些被捕的人或者被杀的人,往往是在受尽折磨后被杀的人,还指那些过去和现在都决不承认篡权获胜者的英雄。自有史以来,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篡权者会声称,人民、祖国和上帝与我无干,我取得这个王位是自己的肮脏利益和自己的虚荣心。自从拿破仑之后,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政变者是以反动分子的身份出现的,并公开宣称自己反对神圣的人权。他永远是一个宽容而无私的父亲,一个为秩序和法律、为公正和自由、为平等和进步,也就是为革命殚精竭虑的理想主义者。甚至墨索里尼将其进军罗马也称为革命,而实际上,它是一次政变;甚至帕帕多普洛斯在打倒希腊的民主政权之后,也将其罪行称为革命;甚至皮诺切特在推翻了阿连德政权之后,也将其屠杀称为革命;甚至伊迪阿明和博卡萨也将他们的屠杀称为革命;甚至1969 年,在没有伤及一块踝骨、没有划破一片指甲的情况下,将利比亚占为己有的十二名下级军官也将他们的行动称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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